专案组调出了马玉近三年来发表过的所有稿件，逐篇翻阅，把其中涉及到的被曝光单位、被批评的个人一一列出，再派出警力分头核查。查来查去，有的被曝光对象早就关张歇业了，有的虽然当时闹得凶，可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，找不到任何能升级为杀人命案的深仇大恨。这条线，暂时搁置。
第二路，查马玉的感情生活。女记者漂亮干练，又开着私家车，气质出众，会不会在男女关系上惹了什么麻烦？警方走访了马玉的同事、朋友、同学，甚至连她大学时的辅导员都找到了。反馈回来的信息出奇一致：马玉和丈夫郭亮感情稳定，两口子虽然各自忙事业，但从未听说有什么大的争吵或外遇。马玉本人也不是那种作风浮夸的女性，工作之余爱看书、爱听音乐，社交圈单纯得很。情杀的可能，基本排除。
仇杀不行，情杀也不行，那就只剩一个方向了：谋财害命。
这个推测一出来，所有的线索忽然就对上了。马玉虽然表面上是个拿工资的记者，可她在外面还悄悄注册了一个个体公司，做些文化咨询、广告代理的生意，收入远比普通工薪阶层丰厚得多。九十年代末，北京城里的大多数人还在挤公交、住筒子楼，马玉两口子却早已住进了高档住宅小区。她名下有一辆红色的进口大众高尔夫，两厢小钢炮，原装德国货，在那个满大街跑着夏利、奥拓的年代，这辆高尔夫往路边一停，回头率高得惊人。她还有一部诺基亚的数字手机，那是当时最新款的机型，机身小巧，屏幕发着幽幽的绿光，售价加上入网费，普通工薪族不吃不喝攒两年都未必买得起。
这还不算完。郭亮在整理家中遗物时，发现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事实：家里留着的十多万元银行存折，外加两万多元的现金，全都不见了。存折本来锁在卧室衣柜最里层的铁皮盒子里，钥匙只有他和马玉有，可现在铁皮盒子被撬开了，里面空空荡荡。客厅电视柜底下的一个暗格也被翻得乱七八糟，马玉习惯在那里放一些周转用的现钱，如今连钢镚儿都没剩下。
存折没了，现金没了，车没了，手机也没了，这不是谋财害命是什么？
专案组立刻调整了侦查方向。第一案发现场，几乎可以断定就在北京。马玉五月十一号还在报社参加了一个选题会，有同事能作证，十二号上午还给郭亮打过电话说中午不回家吃饭，说明她至少到十二号中午都还在正常活动。那么她遇害的时间，应该就在十二号的下午到晚间。凶手大概率是尾随或者预谋，趁她独自上车的时候控制了人，然后胁迫她说出家中的财物位置，搜刮一空之后又连车带人一路开出了北京，奔着崇礼的方向去了。
马玉的家位于北京北三环附近一处高档小区，门禁森严，保安二十小时轮班巡逻，陌生人根本混不进去。可马玉本人在小区里进出自如，如果她是被歹徒控制着回到家中拿东西，保安很可能看不出异常。再说了，那会儿还没有普及监控探头，小区门口全靠人工登记，有心算无心，漏洞多得是。
小主，
既然如此，案件的突破口就明摆着了，被抢走的那辆车，那部手机，还有那些存折和银行卡，只要有任何一样浮出水面，凶手就藏不住了。
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号，崇礼县公安局的专案指挥部里，墙上挂着大幅的北京及周边地图，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线路和点位。侦查方向最终敲定，三路人马同时撒出去。第一组负责追查红色高尔夫的下落；第二组去调马玉手机的详细通话清单；第三组则拿着马玉名下的银行卡号，跑遍了北京市各大银行的分行网点，请求调取近几日的取款和消费记录。
最先传来消息的是第一组。
六月十八号，大同市某招待所。这家招待所坐落在老城区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，门面不大，院里停着几辆落满灰的货车和面包车。一名服务员在打扫院子的时候，发现角落里停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，车身很脏，轮胎气压不足，像是在那儿扔了好几天了。她凑近一看，车里没人，但驾驶座的坐垫上隐约有一片暗褐色的污渍，干了之后发黑发硬，看着不像机油。服务员心里犯嘀咕，跑去告诉了经理，经理第一时间报了案。大同警方到场确认，那正是一辆进口红色大众高尔夫，车牌号与协查通报上的信息一字不差。
车门没锁，车钥匙还插在点火开关上。技术人员打开车门，那片暗褐色的污渍经化验，确认为人血。血型与马玉一致。除了那片血迹之外，车里没有更多明显的物证，凶手显然处理过一番，但血迹这种东西一旦渗进织物纤维，根本擦不干净。他们把车丢在这里，就等于丢掉了最大的累赘。
几乎同一时刻，第二组也取得了关键突破。电信局那边把马玉手机近期的通话详单打了出来，长长的一串号码里，有两个陌生的固定电话号码格外扎眼。这两个号码都是在五月十三号这天拨出的，而且通话时长都在几分钟以上。要知道，五月十三号的时候，马玉本人早已被埋在崇礼的土堆之下了，那拿着这部手机拨号的，只可能是凶手。
警方顺藤摸瓜，两个号码的装机地址和户主信息很快调了出来。这两个号码分别关联着两个人——一个叫孙成，一个叫刘勇。
孙成和刘勇，都是北京本地人，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左右，案发那年正好五十岁。更让人心头一紧的是，这俩人早年因盗窃罪被判刑，同在青海省的一座监狱里服过刑，是货真价实的狱友。而且，他们在服刑期间还企图越狱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反侦察的意识和对公安机关的警惕心远超普通犯罪分子。两个有前科、有越狱经历、有默契的老狱友，出狱之后凑到了一起，再联手干上一票，逻辑上完全说得通。
警方查到了孙成和刘勇在北京的户籍住址和家庭成员信息，立刻组织力量进行外围布控。可当刑警们赶到两处住址时，全扑了空。两家人要么支支吾吾说好久没见了，要么干脆闭门不出。原来，侦查过程中有过一次不小心的走漏风声，警方在早期向家属侧面了解情况时，问到了孙成和刘勇的名字，敏感的家属转头就跟家里人通了气，而孙成恰好在那段时间往家里打过电话，一听警察正在找他，二话不说扔下电话就跑了。
刘勇那边的情况也类似，他有一个相好的女人，警方找她谈过一次话之后没两天，刘勇就从租住的地方消失了，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全。
两个凶犯就像泥牛入海，再也没了踪影。那个年代的刑侦手段远没有后来那么丰富，互联网刚刚萌芽，全国人口信息库还在建设之中，出门坐车也不用身份证，住旅馆只要掏钱就行，谁也不会多问你一句。警方手里攥着通缉令，印着两张模糊的黑白照片，发往全国各地，可那两张照片还是他们若干年前在监狱里拍的档案照，面貌早就有了变化。无数条线索从全国各地涌来，有的说在河南见过刘勇，有的说在新疆看见过孙成，可每一条查到最后都落不了地。
这一追，就是十四年。
十四年，足够一个新生儿长大成人，足够一座县城天翻地覆。崇礼后来因为滑雪火了，柏油路修得又宽又平，沿街的宾馆饭店一家接一家开，枣沟公路那段土坡早就铺上了沥青，车来车往，谁也不会想起那里曾经埋过一个无辜的女人。可崇礼县公安局那间专案办公室里，孙成和刘勇的卷宗始终摆在最显眼的铁皮柜上，每年到了五月十三号，总有老刑警翻出来看看，叹口气，再放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