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沈泊舟的父亲的安排下，去往了相应的科室做检查。为我检查的医生与沈泊舟的父母是老同事，虽然已经是深夜，还是匆匆赶来了医院。她看我的眼神额外亲切。一言一行之间，她都格外注意，生怕勾起我的伤心事。

“你之前是不是遭遇过较为严重的惊吓或者有强烈的体能运动？”医生询问我。

我回想这一天多，从二十四楼一路逃生至安全区，除了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，几乎都处于动荡与恐慌之后步履不停。

我正想点头，在我身后的沈泊舟替我补充：“她在美国住的酒店起了火灾，紧急逃生的时候是步行走下了二十四楼。”

我已然不再惊讶沈泊舟对我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这个世界上，若是有心去了解对方的行踪，也说不上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。

医生对我说：“那就不奇怪了。周小姐，你这是因为过度地疲劳和恐惧引起的短暂性失声。近期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多喝温水。”

“过度地疲劳和恐惧。”沈泊舟重复我的这句话，苦笑了一下。

我在纸张上写下了“谢谢”两个字。安慰的话语自然是温暖的，只是人类的悲欢本就并不相通。设身处地已经很值得感谢，就不再奢求感同身受。

沈泊舟的父母因为还要留在医院诊治其他病人，因此由沈泊舟先送我回家休假。

由于担心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情况，沈泊舟一家原本希望先接我去他家休养，只是在我的坚持下，沈泊舟才同意先送我回家。

回去的路上，沈泊舟几次想和我说话，都因为我假装睡着而只好作罢。其实，我并非不能察觉到沈泊舟的疲倦，他从美国回来到现在，想必也是马不停蹄。他有他的工作和理想，有他的生活和追求，因为我的变故，他停下了手中的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