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梅被带回审讯室的时候，整个人显得有些木然。她坐在椅子上，没哭没闹，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，带着一种说不清是疲惫还是释然的语调，像是憋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可以倒出来了。她没有抵抗，对杀害周建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从头到尾把事情讲了一遍。
她讲起自己的来路。湖北宜昌，长江边上的城市，她从小喜欢看书，趴在自家阳台上看了好多年小说，作文总是被老师当范文念。初中毕业之后她去了武汉念书，那几年没少往报刊投稿，有些稿子还真登出来了，她摸着自己名字印在报纸上的铅字，觉得这辈子就该干文字这行。后来回了宜昌进了葛洲坝集团，工作稳定但枯燥，日复一日对着报表和文件，她心里那股文学的火苗一直没灭。那段婚姻维持了一年多就散了，留下一个孩子给了前夫，她净身出户，一个人背着行李来了北京。
北京是个大得吓人的城市。她住在城郊租来的小单间里，冬天暖气不热，裹着两条被子缩在床上写稿子。自由撰稿人听起来挺潇洒，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写严肃文学没人看，为了糊口，她开始写那些花边新闻、明星八卦，标题起得抓眼球，点击率上去了，稿费才能多一点。她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国民航报干过临时工，都是合同制的，干完一茬就走人，始终没拿到正式编制。但她聪明，口才也好，面试的时候总能让对方眼前一亮。2000年初，她在一场招聘会上遇到了周建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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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场招聘会在一个中等规模的会展中心里头，摆了十几张长条桌，各家报社的人坐在后面收简历。徐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大衣，扎着马尾，在人群里挤来挤去。轮到她跟周建刚面谈的时候，她没有像别的应聘者那样紧张得结巴，反而大大方方地聊起了自己在几家大报的经验，聊起自己写过的稿子，聊起对媒体行业的理解。周建刚那时候已经是这个专刊的主编了，穿着深蓝色夹克，坐在桌子后面，目光在徐梅脸上停了好一阵。他说，你条件不错，来试试广告业务吧。
徐梅进了周刊，一开始干得挺卖力，拿着刊物的广告册子跑了半个北京城，见客户、递名片、讲方案，嘴皮子磨破了好几层。可拉广告这一行没那么好做，客户冷脸、推诿、放鸽子是常事，跑了两个月，只谈下来两单小业务，业绩表上排倒数。她心里压力越来越大，晚上回到租的房子里头，对着镜子掉眼泪，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拼，怎么这么难。有一天她实在扛不住了，跑到周建刚办公室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说着说着就哭了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膝盖上。
周建刚看着她哭，递过去一包纸巾，嘴上说着安抚的话，心里头却早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其实从招聘会上第一次见到徐梅的时候，就被那种带点忧郁的文艺气质打动了。在这之前，他早就打听过徐梅的个人情况，离过婚，有孩子但不在身边，一个人在北京漂着。他觉得这是个机会。第二天，他就在编辑部例会上宣布，徐梅调任主编助理。
徐梅对这个安排求之不得。她在北京举目无亲，心里头一直想找个依靠，周建刚是领导，在北京站住了脚，又是把她招进来的人，天然就成了她心里那根可以抓的稻草。两人越走越近，一开始是午饭时间一起在楼下小馆子吃面，后来下班后也一起走走聊聊。徐梅有意无意地提起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难处，提起那段失败的婚姻，提起过年回不了家的孤零零。周建刚听着，手搭在她肩上拍了两下，说以后有事就找他。
这种暧昧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那种关系。周建刚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公寓，两人隔三差五在那里过夜。头几个月还算好，周建刚对她温言软语的，出门吃饭也愿意带着她。可日子久了，徐梅发现周建刚对她的态度开始变了。这人脾气挺大，工作上稍有不顺就甩脸子，对她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冲。而且她慢慢察觉，周建刚在外面远不止她一个女人，有时候接个电话神神秘秘的，手机上还有别的女人发来的暧昧短信。
徐梅心里头的落差越来越大。她本以为周建刚是真心待她，能给她一个交代，哪怕不是明媒正娶，至少在这北京城里有个靠得住的肩膀。可到头来，她在周建刚那里不过是众多情人里头的一个，排在末尾的那种。她的怨气像水一样慢慢蓄起来，只是还没到决堤的时候。
真正让这层关系彻底崩塌的是2001年底那件事。周建刚去外地出差，前脚刚走，徐梅后脚就动了心思。她在北京东郊市场做小生意的姐姐，每天起早贪黑进货摆摊，手冻得裂了口子，赚的也就是个温饱。徐梅心疼姐姐，想着编辑部正好缺人手，不如把姐姐招进来干点轻松活。她也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直接以主编助理的身份给姐姐办了入职手续，并且在岗位一栏填了四个字：首席记者。
编辑部的人看到这任命都傻了。首席记者是什么分量？那是要拿作品说话的，是要靠一篇篇扎扎实实的深度报道、一个有分量的新闻奖项才能扛起来的头衔。徐梅的姐姐连电脑打字都磕巴，以前做小买卖的，别说写深度报道了，连一篇像样的通讯稿都凑不出来。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，但碍于徐梅跟周建刚的关系，谁也没敢当面说什么。
周建刚出差回来，看到办公桌上放着新员工的入职登记表，上头首席记者四个字把他气得差点把茶杯摔了。他把徐梅叫到办公室，门一关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：你疯了吧？这报社是你家开的？你姐姐会写稿子吗你就给她挂首席？你知不知道这事传出去我这张脸往哪儿搁？上头领导问起来我怎么交代？
徐梅被他训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心里的火气也腾地烧起来了。她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，不就安排个亲戚进来嘛，多大的事？周建刚以前说得那么好听，什么有事找我你放心，现在真用到他的时候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她嗓门也高了起来：你凶什么凶？我在你眼里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是吧？你自己在外头那些烂事我还没跟你算呢！
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越吵越凶。徐梅把积了半年的怨气全倒了出来，什么周建刚花心、骗她感情、说话不算数，统统翻出来骂了个遍。最后她抓起桌上的水杯，哗一下泼在周建刚脸上。茶水顺着周建刚的下巴滴到衬衫上，湿了一大片。周建刚抹了一把脸，指着她鼻子骂：你这个疯女人，谁沾上你谁倒霉！从今天起你别想在这报社有好日子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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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架吵完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彻底冷了。周建刚开始在业务上百般压她，她拉来的客户，周建刚一句这个客户资质不行就给否了；她策划的选题，送到周建刚那儿永远批不下来。徐梅在编辑部的处境越来越难，同事看她的眼神都带着那种她失宠了的微妙。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这孩子只能是周建刚的。她拿着验孕棒在卫生间里愣了好半天，手抖得差点把东西掉进马桶。她想找周建刚说这事，可周建刚根本不接她电话，办公室门也锁着不让进。她那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每天缩在租的房子里头，夜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恨意。她恨周建刚骗了她，恨他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把她一脚踹开，恨自己当初瞎了眼把他当靠山。
恨到了一定程度，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念头。她要让周建刚付出代价。血的代价。
2002年1月初，徐梅在住处附近的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刀。不算长，单刃，刃口挺锋利，她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，藏在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。然后她打电话给周建刚，语气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我怀孕了。你的。
周建刚接电话的时候正在编辑部加班，听到这句话，手里的笔啪嗒掉在桌上。他脑子嗡嗡响，第一反应是不可能，可越琢磨越觉得没准是真的。他跟徐梅那段时间虽然闹翻了，但之前几个月两人关系亲密的时候，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避孕措施也没次次到位。万一真怀上了，这事要是捅出去，他老婆在福建知道了要闹离婚，单位领导知道了要拿他开刀，他在北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这一切，全得完蛋。
他赶紧给徐梅回电话，语气软了下来，说有什么话好好说，约个地方见面谈。徐梅一开始没答应，后来想了想，说行吧，就见一面。她把那把刀从衣柜里翻出来，裹进随身带的黑色挎包里头，拉好拉链，出门了。